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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的地方就有行政，即使是在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。
行政，作为一权力的象征，抽象，却也无时无处不在标榜着它的威严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讲并散播着它的意志——统治阶级的意志。而将这种“意志”诉诸于林立的建筑群落，则无疑是成其获取敬畏的英明手段——隐形却不失张扬。
下面，就请允许我从中西建筑形态角度稍做对比，浅析两种政治体制行政意志间的差异，聊博一哂。
对象：欧陆风格 vs 中国建筑（以北京、上海为例）
你可能不了解哥特式建筑风格，可能对巴洛克的构造特征一无所知，但你却绝对不可能忽略巴黎圣母院的典雅肃穆，亦或是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奢华。的确，欧洲的建筑给人以一种华丽的质感，华丽而不喧张，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从容。
又或者，谈及欧洲，你的脑海中并不能立时闪现一幅幅如何令人瞠目的标志性建筑画面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条条并不十分开阔但却宁谧惬意的马路，以及沿街屋岭在午后慵懒阳光照射下勾勒出的柔和线条，泛着淡淡的金光，空气中弥逸着红茶的馨香。平和、自然、舒倦，但不散惰——这或许，也正是欧洲建筑风格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
诚然，民主化的国家（或是有意愿表象民主的国家），其建筑格局乃至整座城市规划，皆是以协调为基础，以和谐为目的。由此产生的建筑风格整体感强，看似处处低调，却于举首投足间散发着“小资”情调。
这是它的优势，却也恰恰是其最致命的弱点——长期的稳定自由给人以舒泰安详，但也正是这种“舒泰安详”搁浅甚至吞噬了人乃至一整座城的斗志与士气。如果说“绝对的权利造成绝对的腐败”那么我们是否又可以如此认为，也正是相对的安于现状造成了相对停滞不前？
再来说说我们的首都北京。我曾有幸亲眼目睹过它的恢宏。那种清冷的“恢宏”开阔得令人窒息。我承认它的伟大，但却并不苟同它的“美”——更确切地说，是不敢苟同于它的整体格局分配。从颐和园到故宫，天安门到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王府井大街到零星散布的四合院，可以说，这每一座每一件都是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艺术精品。但将之如此草率地散置于如此一座政治文化名城，无疑会令其整体的艺术性大打折扣。具体的我在此姑且不论，也无权公论，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范围。但仅从一旁观者角度来看：大凡恢宏掩映下的大片空落，以及在这大片空落上不适时出现的非同系性的突兀，往往会比“恢宏”本身更为逼促噬人。为此，王府井可说是商业的成功，是文化的失败（仅以此为例）。
京城的建筑，大气张扬，但却各自为阵，缺乏和谐统一的美感。从明成祖朱棣迁都至今，北京，可以说也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皇都圣土。封建社会灌注其间的“大一统”思想，像一副牢牢的枷锁，深深地钩摄主整座城市跳动的脉搏。从天朝大国沦落为八国铁骑阶下之囚，再到后日艰卓的自省崛起“集权”的观念却一丝一毫都未曾有过游离。然扣得越牢，暗流涌动地也就越发汹涌。说重了，即是那句：“不在沉没中爆发，就在沉没中消亡。”然讽刺的是，正是这种一味追求着的集权，造就了它的表相集权而意识非集权。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此之谓也。
接着，便是这座生我育我二十载的城市——上海。霓虹璀璨，人头攒动，高楼林立，繁华，仿佛成了这座城市留给世界的唯一印象。或是重复昨日的悲欢，或是期遇未知的惊诧——在这座属于“候鸟”的城市里，每天都会有许多同样或者不同的故事同时或者非同时地上演。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明天会和谁相遇，今日又将与何人擦肩。一切，都在井然有序地无序着。于是，绚烂的“繁华”吞没一城的“空洞”毫无保留。城里的人无力挣扎，甚至可能都从没有想过要去挣扎。
这座城市的建筑，披挂了太多本不属于它的时代的烙印，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，徘徊在佯作成熟与不想长大之间。开拓，还是保留，每天，它都在这个两难的抉择面前游移。想要全盘西化，彻底与世界接轨，却又心有不甘。于是，一座座以复古之名兴建的仿欧式风格小楼，精巧有余，但底气不足，得了其形，却失了其神。想要保留中式筑木风格的古典威仪，结果换来的，可能仅仅是不下十城的不屑与嗤笑。的确，在一座座有如西安、南京、杭州等历史名城面前，上海的奇巧，可谓班门弄斧。
于是，它开始彷徨，开始为无法给自己准确地定位而失措。这座处处耸立着“权力景观”的矛盾集合体，看似正迈着时代的脚步走向世界，实则处处照见的都是别人的影子，找不到自己的真正模样。对它，与其说是“繁华”不若言其“纷杂”——纷杂的“精致”堆砌，湮没了老上海胶片式的独特古典风貌——以至于如今的我们在面对张爱玲的文字时，唯余一脸懵懂与满目惊愕。
而正如陈丹青在退步集中所言：“行政文化吞没了‘文化’本身，是底蕴缺失的表现，是对中华渊远流长文明的嘲讽。”更为可悲的是，这种政治市场的迎合，设计的“悖艺术”也正带着建筑“快乐地迷失”义无返顾。
兴许说得有些严重，然我行此文的目的却绝非一味地给行政抑或建筑本身挑刺，只是小作类比分析。毕竟，无论是欧陆风格还是东方文化，都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只是对于这种大众一目了然的闪光之处，我在此姑且省下一番泼墨，以免过于罗嗦。
下面，就请容我对此番中西差异的根由稍作试探性的分析。
借用恩格斯在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观点：国家产生形式决定着国家政体形式，而后者又在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着前者。同样，一个国家的行政风格造就了只属于一个国家特有的“权力景观”而一个国家的“权力景观”又以有形的形式凝铸了一个国家的行政威仪。
就中西国家的起源对比而论：
西欧国家自成立起即实行政权分离，国家除暴力统治之外还承担了管理协调的职能。西欧思想主张以“应然”批判“实然”；主张以“力”推动扩张。所以臣民对家、国观念理解较之东方更为深刻，思想上的民主导致了民族观的自我与独立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其城建格局的重整体、重协调的和谐观念。可以说，子民对于国家的臣服，是本着理性为基础，其间弥漫的对神性的虔诚崇拜，亦是本着以开导而非绝对教化的目的形成。
与之相较，中国的国家产生于暴力（这里所说的“暴力”针对历代开朝方式，不含贬义）。国家长期实行压迫性强权统治而忽略了自己在其它方面的职责。中国自有“国”以来，臣民就已接受了国家作为暴力统治工具的身份，即无“应然”之论，因此中国人也就缺乏“国家”的观念。这种“家天下”的观念诱发了千百年来国人以“理”救亡的不断探索，而最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尽头。然这种“家天下”的模式本身，也蕴涵着一种广纳与包容，承袭与开拓。因此，它得以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日，并也将一路走下去。
总而论之，没有一种模式，可称是有着完全意义上的优越性。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筑，即使挣脱不了政治的枷锁，本着遵照自然，遵照艺术，遵照和谐的发展规律，也势必能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增光添彩。而对于一国的行政方式，一味追求客体的绝对服从与绝对信仰，日久终究还是会显得苍白无力。只有把握住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尺度“收”与“放”的弹性，才能获得高于行政目的本身的双重效力。